我们在湛江海鲜厂剥五天虾，赚了6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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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旅店柔软的床上，入睡前一秒，突然闻到一股腥臭的气味，顿时睡意全无。
在湛江的这几天里，我时不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幻觉。
4月29到5月5日，我在湛江的剥虾厂里工作了一周。我的朋友阿雯是我在这期间的“地陪”，她是湛江人，出生在雷州半岛，14岁到深圳打工。阿雯的妈妈曾经在湛江的海鲜加工厂上班，对她描述过里面恶劣的工作条件，她也因此一直想去看看妈妈工作过的环境。所以当我提出想体验剥虾工作的时候，她立刻同意了。
到达湛江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寻找剥虾厂。路上，阿雯突然笑着说：“要是被我妈知道我来这里上班，我就死定了。”
“为什么？”
“她说这种海鲜加工厂环境太糟糕了，怎么也不让我进去工作。小时候很多同学一到暑假就去剥虾，做临时工，有些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父母让她们出来赚钱补贴家用。我当时也想去，我妈就不肯，说她再穷也不让我做这个。”
湛江的海鲜厂有童工并不是什么秘密，在这里做暑期兼职的学生，从小学生到职校生都有。我还听说过有些小孩一到周末就会去帮妈妈的忙，剥虾剥到双手红肿。我们趁着五一节进厂，也是想看看厂里有没有学生工。
不过很遗憾，我们在剥虾厂里并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反而我们自己才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工人。
我和阿雯在海田客运站下车，找到了附近的水产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园区，除了虾厂之外，还有制冰厂、加水站和交易区。去虾厂的路上，我们路过菜场、便利店、饭馆，绕过一家海鲜酒楼。当时是上午10点，菜场显得毫无生气，饭馆收银的女孩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玩手机。总的来说是个没有什么生活气息的地方。
走到虾厂附近，隐隐约约可以闻到海鲜的腥味。
水产交易中心大门处（本文照片均为作者及阿雯拍摄）
虾厂旁边的酒楼招牌
菜市场有一半的摊位是空的。早晨八点多钟，一些妇女骑着电摩、或者推着婴儿车来买菜。
制冰厂。某次路过的时候有男工正在休息，对着我们吹口哨：“美女，看这边！”
我们穿过一扇小门，进入虾厂内部，隔着门帘听见里面人声嘈杂。掀开帘子，最先看见的是满地积水，我们都没穿水鞋，不敢轻易迈步，只能站在门口看着。一眼望过去，剥虾的都是女工，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盯着离我最近的阿姨的手，那双手正在高速运作。她处理一只虾大概只需要三秒，左手拿起一只虾，去壳，右手握着刀具轻轻一划，一二三，一二三……阿姨也注意到我们，时不时抬头看我们一眼，手上的活一刻也没有停下。
我们在门口呆立了一会，不知道应该找谁。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看上去像是管理人员的女工看见我们，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想来应聘临时工。”没等她开口，我就赶紧说。
“应聘？剥虾？”她仔细看了我们一眼，“要做就报名。”
“在哪里报名？”
“就在这边登记就可以——你们有地方住吗？要不要住宿？”
她叫来一个大个子男工，让他带我们看宿舍。
到宿舍需要穿过一个休息区。通常这里没有人在休息，只是堆了一些衣服和杂物。
管理人员摆放工作服和水鞋的架子
宿舍区就在楼上，一共有四间房，有几间门直接敞开着，非常简陋。从铺好的床铺数量来看，一间大概睡了十几个人。男工推开2号宿舍的房门，告诉我们这里有空床，我扫了一眼，所有的床铺都堆了东西。
“我们睡哪？”
“都可以睡，”男工朝着堆满杂物的上铺挥了下手，“你们要睡哪里，让她们把东西挪一下就好了。”
除去杂物，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床架和木板，枕头、席子、被子这些都得自己买。如果不是因为床下的行李和屋外晾着的衣服，这里看上去实在不像长期住人的地方。虽然可以免费住，我和阿雯还是犹豫了，说着“再考虑一下”，就往外走。
我们在门外又徘徊了一会，商量是留在这个厂干活还是再去别处看看。另一个管理层的女工路过，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大概是意思是说想干就留下来不想干就走，没什么好磨叽的。
宿舍内部
宿舍外的走廊，大家都会穿着水鞋经过，所以地面很潮湿。
走廊两边的空床被用来晾衣服
工作中要用到的一次性手套，需要自己购买。有的人似乎会洗净晾干后重复使用。
下楼后碰见一位母女，像我们刚刚一样站在厂房门口往里张望。女儿看起来二十出头，和我们差不多大。阿姨非常热情地和我们聊天，告诉我们上哪能找到待遇更好的虾厂（“他们缺人，这些厂都缺。”）。她用雷州方言和阿雯说话，怕我听不懂，用普通话又解释了一遍。
“我本来是在那边的海鲜加工厂上班，早上八点就要上班，我又要顾家里，哪里忙得过来？所以来这边看看，反正这边的厂想来就来，没有固定上班时间，我早上还有空买菜做饭。”
阿姨带着女儿四处看了一圈，又骑着电瓶车走了。她觉得座位太矮，味道太大，建议我们去更正规的国联水产，条件会好一点。
“你们怎么想起做这个？”临走时，阿姨笑着用雷州话问阿雯，“你们两个小姑娘，完全可以干点别的嘛，去酒楼做服务员也好啊。”
虾厂门口张贴的招工启事
因为国联水产要做满20天才发工资，并且进厂还要交押金、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之前的小工厂。
今天我们遇到的是另一位管理人员。像昨天那位一样，听说我们要报名剥虾，她上下打量了我们很久——两个二十岁的小姑娘，还背着背包。
“你们确定要做吗？”她反复问道。“你们是学生？”
我们说自己是深圳职校的学生，在湛江有亲戚，趁学校没课来打两天临时工。
“深圳的学生跑到这里来？”她似乎有点怀疑，但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你们确定能做？”她又确认了一遍，“我们这里周五才结工资，你们能不能待那么久？不用回去上课吗？”
我肯定地告诉她学校最近没课，完全可以干满一周。
“那好吧。”她接受了。
然而我们还不能马上开始干活，因为工具没有准备齐全：我们在附近的便利店里只买到了水鞋和手套，没有找到剥虾的刀具。
“刀子要自己准备。”管理员说，又看了一眼我们的橡胶手套，“这种手套不行，这要怎么剥虾？要买薄一点的，一次性的那种。”
“刀可以在这里买吗？”我问管理员。
“这里没有，你们得去五金店。”
看来只能再跑一趟。我和阿雯沮丧地往外走，不过马上又被她叫住：
“想做的话就进来吧，刀子和手套可以先借给你们。不过明天开始就得自己买。”
坐在安排好的工位上，环顾四周，我终于明白管理员为什么都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们：除了我们之外，其他的剥虾女工看上去至少也有三十岁，有的甚至头发灰白，带着老花眼镜。管理层的工人倒是很年轻，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整个厂房并不大，只有两百多名工人，绝大部分是女工，偶尔有几个男性的身影，他们通常负责搬运货物和操作机器。
我们被交给一个举止严厉的管理员，她让我们带上发网（食品制造行业的员工必须用发网把头发包起来，为了防止头发落入食物当中）和手套，给我们一人一把小刀（“这个明天要记得自己准备，看你们是学生才借给你们。”），开始教我们整个操作流程。
“把那筐虾端到座位上，”她指挥阿雯，“有冰的那一筐。”一边递给我两张塑料纸片。“这张，”她举起白色的一张，“要贴在筐子上，剥完虾之后一起交过去。”又举起绿色的一张：“这个一定要保留好，这就是钱！一张十块钱，知道没有？一定要保留好，不然就没有工资！下班之后拿着这个去登记。”
用来记工分的绿色塑料纸片。我想了很久要管这个叫什么，最后都用“票”来代称。
阿雯已经把虾搬到了工位上，她看起来适应得非常快。而我其实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搞明白，但是管理员说话非常迅速，口气不容质疑，我不敢多问她问题，只能默默照着她的指令做。
回到座位上，她开始教我们剥虾。筐里的虾都已经被机器切掉了头，只剩下尾部，我们的工作就是剥去虾壳、清理虾肠，同时保持尾部的完整。她演示了两遍，让我们照做。
我拿起一只虾，动作笨拙地撕掉虾壳。管理员的动作就像机器一样流畅迅速，而我握着软软的虾子，像是抓着某种活物，不自觉地就紧张起来，生怕一不小心拉断了。
看我半天也没有把壳剥干净，管理员从我手中接过虾子，又演示了一遍：左手拉住虾足，向上一扯，剥去一半的壳；右手拉住尾部，轻轻把虾子拉直，在不拽断尾巴的情况下扯去另一半虾壳；最后用小刀在背上拉一道口子，不能太深，也不能太长，刚好够把虾肠挑出来。整个过程不过三四秒。
“用左手拿着虾，”管理员在背后不断纠正我的动作，“这样更顺手，你熟练之后动作才会更快。”
我手一抖，又扯断了一根尾巴。
“轻一点，如果怕弄断，左手可以压一下，把虾子拉直一点。”她教我的时候倒是非常耐心，一点没有责备的意思。“可以看看她怎么做的，”她示意我看着阿雯，“她已经开始熟悉了。”
跟我一样，阿雯也是第一次干剥虾的活，然而她明显比我学得快得多。我简直怀疑这是湛江人的种族天赋。也许是因为她家乡临海，从小就会帮家里处理海鲜——至少她在餐桌上剥的虾绝对比我多。
“不错，你很快就会熟练了。”管理员对着阿雯赞许地说，“成为熟练工之后，一天赚六七十是没问题的。”
一筐虾十斤，剥完一筐可以赚十块钱，一天要赚六十，就意味着要剥六十斤虾……我绝望地看着眼前堆积成山的虾子，心想今天能剥完一筐就不错了。
确认我可以顺利地剥完一只虾后，管理员也就不再盯着我了，临走之前叮嘱我们第二天记得自己带刀具。
“你们手上的刀是跟别人借的，下班要还回去。还有这个盆，”她指指工作台上装着清水用来清洗手套的小盆，“这个也是别人的，之后也要自己带。”
“我们要去哪里才能买到小刀？附近的店里都没有。”
“我不知道。”她口气突然冷漠起来，像是在说“不要什么都指望我”。“你可以问问周围的人，有什么地方不懂的也可以问她们。这边也有很多第一天来的人，她们有什么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
不过她还是告诉我们可以坐公交车去某个地方买。我对湛江不熟悉，没有记住她说的站名，也不好意思再问了。
“你刚刚听见没？跟我学着点。”管理员一走，阿雯就开始调侃我。“这是资本给你的压迫。”
阿雯在剥虾
考虑到我和阿雯都是新手，管理员让我们只登记一个人，两个人一次只领一筐虾。我猜这是担心我们动作太慢，拿了太多虾又剥不完，会让虾子变得不新鲜。好在午饭的饭票还是会给我们一人一张。
11点钟之后，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去吃饭。我们也跟着站起身。因为凳子太矮，身体又前倾，靠腿部力量支撑，站起来的一瞬间，感觉两条腿都麻了。我们小心地摘掉手套，两腿发软地走去饭堂。
饭票
当天伙食：西蓝花胡萝卜炒肉和水煮包菜。每天的午饭内容都差不多，一个小荤，再加上可以不限量自取的副菜。如果选择在工厂住宿，还有免费的早饭和晚饭。
重新回到工位上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做得比上午更加熟练了。可能身体是有记忆的，我一坐下来，拿起虾，手就自然而然地动了起来。为了保持新鲜，虾子上要一直堆着冰块，寒气透过薄薄的手套侵入手指，感觉像是在冬天徒手触碰室外冰冷的铁栏杆，指关节有一点僵硬。但经过上午的“练习”，我的手已经可以一刻不停地动作了。
我摸到一只从中间断开的虾，正在犹豫该怎么办，管理员突然从背后出现，吓了我一大跳。
“像这种就直接扯断，丢到这个筐里面。”她递给我一个绿色的筐，把断成两截的虾仁丢进去。听声音，这个管理员和刚刚负责教学的似乎不是同一个，但她们都穿着一样的制服，带着口罩，我也不敢抬头确认，所以并不能分辨出来。这些管理员时不时会在剥虾工中间来回巡视，我们这两个新人显然是“重点观察对象”。
“虾肠要清干净。”她提醒阿雯，站在我们旁边又看了一会。
下班后要去找管理人员登记产量。每领一筐虾都会得到一张绿色的票，管理人员会统计每个人当天剥虾的数量，周五时根据这个数字结算工资。
我们对面坐着一位30岁左右的女工，她看起来也不是非常熟练，然而她的速度是我和阿雯两个人加起来的两倍。坐在我们右边的阿姨则很明显是一位熟练工，我每一次抬起头活动颈部，都看见她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心无旁骛地处理手上的工作。她周围的人尽管手也一直没有停下，但还是时不时会用方言聊天，她却从不参与其中，不笑、不说话，仿佛眼中只有面前的一筐虾。
我意识到，即使我们待上一个礼拜，也赶不上这些阿姨的速度。和抱着好奇心来到这里的我们不同，她们进厂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为此可以压缩一切个人需要。
那位阿姨的年纪差不多可以做我们的母亲。生活真的很不容易，看着她我就忍不住这样想。我和阿雯这个年纪，可能还远远不能体会到。
一位熟练工在剥虾
我们早晨8点起床，从旅店步行到工业区要20分钟左右，又绕路去买了手套和刀片，到达虾厂已经是9点多了。
因为懒得坐车去市区买小刀，我们就在附近的五金厂买了美工刀刀片代替，阿雯用透明胶把刀片裹了几层，避免划伤手。和昨天的小刀比起来，刀片并不是太趁手，一刀下去就割得很深，我适应了好一会才能把握力度。旁边也有一些阿姨用的是小型美工刀。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关于湛江童工的报道，想象了一下十来岁的小女孩拿着小刀，顿时感觉不太好。
坐在我左边的阿姨用方言问了我什么，我连她说的是广东话还是雷州话都分不清，只能窘迫地告诉她自己听不懂。
阿姨笑起来，开始用普通话和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是不是还在上学。阿姨自己是本地人，住在附近，两个孩子都还在上学。
“你喜欢剥虾吗？”她突然问我。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觉得抱怨辛苦有点不合适，又实在不能昧着良心说喜欢，最后只能说：“习惯了感觉也还好。”
“喜欢的话就嫁到湛江来吧，可以每天剥虾。”
阿雯在旁边笑了。
“好呀。”我顺口接话，“你们湛江人喜欢什么样的媳妇？”
阿姨只是一直笑，没有再回答我。
“这边会有学生工吗？”沉默了一会，我尝试跟阿姨搭话。
阿姨摇摇头：“还没到放假，暑假会有很多学生过来。”
我还想问更多问题，不知道为什么，阿姨突然不太愿意回应我了。午饭的时候，我和阿雯坐到她身边，想再和她聊聊天，阿姨却假装听不懂小岚的雷州话（我们后来听到她用雷州话和别人交流），吃完饭就迅速离开了。
隔壁工位的剥虾女工
我试图和周围的同事聊久一点，但是并不容易，通常她们会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兴趣和我多说两句。一方面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忙着赶产量，即使是老乡之间的聊天，一般也不会持续太久，她们总在某个时刻停下来，收起笑容，把注意力转回到工作上。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固定工位，每天坐在我们身边的人都不一样，再加上还有语言和年龄的代沟，彼此很难熟悉起来。
阿雯倒是认出了一大堆老乡的面孔。她坐在我旁边东张希望，每隔五分钟就捅捅我：“天呐，你看那边那个阿姨，我觉得她是我们村的！”
差不多一整排都是她们村的。
我问她：“你干嘛不去跟她们打招呼？”
“她们不一定认识我，可能说我爸妈的名字她们才知道。”阿雯说，“而且我也怕她们告诉我妈……我来湛江的事情还没跟她说呢。”
和阿雯同村的几个阿姨正在大声聊天，笑声隔着几个工位传过来。阿雯听了一会，说：“她们在聊抱养儿子的事情。”
“抱养儿子？”
“那边那个阿姨，短头发的那个，说要是生不出儿子，就花两万块钱抱一个。旁边那个说，现在两万哪里能抱到儿子？十万都抱不到。”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阿姨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以三四秒一个的速度剥虾，一刻也没停。可能是因为单价更低的缘故，即使同样是计件制，这里的工人也比流水线上还要卖力得多。她们很多人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一天能剥十筐虾，赚一百块钱；而我和阿雯九点多才上工，下午四点不到就溜了，工作心不在焉，两天一共才赚了三十块，连一个人的伙食费都不够。
就算我们再怎样安慰自己：“进厂的目的并不是赚钱，而是‘体验生活’。”这个数字也太丢人了。每当被别人问起一天的产量，我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离岗吃午饭之前，要先在虾上堆满冰块。
这天要剥的虾比平时少。一般停止发虾的时间是下午四点，现在因为五月一日放假一天，厂里提前控制发虾的数量，下午一点多钟已经拿不到新的虾了。
按规定，我们只有在剥完手头的虾之后，才能再去领一筐新的，但实际上每天下午，大家为了确保自己拿到足够的虾，赚更多钱，每次手上的虾还没剥完就偷偷去领虾处排队。我们管这个叫“抢虾”。领班不止一次在“巡逻”时大声警告，发现这种情况时也会斥责一通，禁止大家这样做，但是收效甚微。
女工排队取虾
快到午饭时间的时候，旁边不怎么搭理我的阿姨突然又开口对我说话，让我像她们一样赶紧排队抢虾。“你现在不去，待会下午就拿不到了。”
我面对突如其来的善意提醒，有点受宠若惊。不过我和阿雯因为想早点下班，最后还是没去排队，就只剥完了领到手的一筐虾。
五一放假，我们惬意地睡到自然醒。
不知道为什么，在虾厂的工作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尽管我和阿雯每天“迟到早退”，也不像阿姨们一样拼命干活，下班后还是浑身酸痛，双腿僵硬，胳膊发软，只想立刻扑倒在床上。可是一整天双手都埋在虾堆里，下班的时候身上早就沾满了虾子的腥臭味，只能先洗澡洗衣服，才能放心躺下。
那些家在本地的阿姨工作之余还要做家务、带孩子，我不能想象她们的身体是如何运转的，可能这种程度的劳动她们早就习惯了。而我们没有承受过高强度的劳动——在我印象里，即使是在电子厂流水线站着上一整晚的夜班，感觉也没有这么辛苦。
说实话，工作了两天，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工厂工作总是让人感觉枯燥、无聊，缺少价值感——只有这一点，可能在所有工厂都一样，每天下班后，我都在被这种消沉的情绪吞噬。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宛如身处孤岛。
厂里的女工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家在本地，空闲的时候就来虾厂；一种是丈夫在老家或者在外打工，自己跟在孩子身边陪读，一边做临时工赚点菜钱；还有一种是因为老家不好找工作，选择出来打工，攒了点钱再回去。
海鲜厂活又脏又累，工资也低，但它没有年龄限制，而且时间上比较自由，这是大部分女工选择来这里的理由。
阿雯说起她在雷州的老乡，她们初次出门打工都要成群结队，一个人不敢往外跑。人多一点，可以提高安全感，或许也能缓解在外打工的孤独。
我想起学生工的事，于是问阿雯：“进虾厂的那些学生也是女孩比较多吗？”
“基本都是女生。”
“那男生呢？他们会不会去别的地方做暑假工？”
“男生不怎么干活。”阿雯说，“我们那边重男轻女很严重的。”
待售楼盘。透过车窗拍摄。
我们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去逛街，享受了一把难得的休息时光。吃火锅的时候，我还特意点了虾滑“泄愤”。
本来会是轻松美好的一天，却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我突然来月经了，比正常时间提前了一周。
早晨，阿雯建议我不要去上班，在家休息一天。因为厂里的环境潮湿阴冷，我又会痛经，她担心在那里坐久了对身体不好。
她自己其实也恰好在来月经，不过一般没有什么经期反应，所以完全不在意。我心想自己应该也没有那么娇弱，决定还是照常工作，临走时特意吃了止痛药。
等到真的坐在工位上的时候，我才感到确实很不舒服。撒在虾子上的冰块好像比平时更冷，寒气从指缝和袖口侵入身体。而且明明是走两步就会出汗的天气，待在厂房里，即使穿着长袖也感觉阴凉。我的小腹开始隐隐作痛。
另一部分不适感来自身下的卫生巾。我出血量比较大，平时都习惯用棉条或者月经杯，而现在我满手都是虾子的腥味，一次性手套还有细微破损，这种情况下用棉条既不方便也不卫生。结果我就只好垫着加长夜用的卫生巾，在座位上一坐就是半天。
我勉强坚持到中午，一站起身，顿时觉得头晕目眩。阿雯也一反常态，抱怨自己腰痛得厉害。
看样子下午是没法再工作了。我们草草吃完饭，勉强把手上的虾剥完，就赶紧离开了工厂。
来到室外，阳光一下洒满全身。
上班路上有一条风景不错的林荫道，早晨会有人在这里跑步。
很快我就开始发低烧，不由得庆幸自己没有选择住工厂宿舍，而是“奢侈地”住在旅店里。虽然想着休息一下就尽快出门买药，但我们一挨到枕头就睡着了。
有了前一天的教训，我再也不敢逞能，吃了消炎药就老老实实卧床休养，目送着阿雯一个人出门。
下午两点，阿雯就回来了。
“太累了。”她嘴里抱怨着，衣服没换就倒在沙发上。
“你今天剥了多少？”
“一筐。”
我们笑起来。
阿雯没剥多少虾，不过有一些别的成果：她终于和那些老乡说上了话。
“有个阿姨说，年轻女孩最好不要在这边工作。”
这一点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她有没有说为什么？”
“说对身体不好。我问她是不是容易得妇科病，月经失调之类的，但是她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像月经、妇科这些，她们都觉得是很羞耻的话，不好公开说的。”
而隔壁工位的阿姨告诉阿雯，长期做这种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患有颈椎病、关节炎。
为什么阿姨们明知道职业病的危害，还愿意做这份低薪又辛苦的工作？我和阿雯都在想这个问题。我猜测主要是因为找工作不太容易，当你到了一定年龄——可能是30或者35岁——很多工厂都会拒绝你。而另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当你结了婚，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家庭就成了整个生活的重心，劳动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个人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再受到重视了。
管理层的女工配有全套工作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罩衫、围裙和水鞋。普工没有这些用具，全都需要自己购买。阿姨们通常会穿上围裙和护袖，有人还会在左手拇指带金属防护套，可能是为了避免被刀割伤。
回去之后，我查了一些资料，想知道这些身体不适究竟是不是与工作环境有关。
大连市钟表厂卫生所和妇幼保健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水产行业从事低温潮湿劳动作业的女工，月经异常的发生率高于常温环境下作业的女工，主要以经期延长、经量过多、痛经和经前紧张症为主。接触工龄越短，月经异常发生率越高，可能是因为接触低温潮湿环境的初期对刺激比较敏感，时间长了会产生一定适应性。（《低温潮湿作业对女性月经机能的影响》崔玉志、马秀荣，中国妇幼保健1992年第7卷第5期）
而另一份关于接触冷水作业女工的职业健康的调查报告表明：冷水作业虽然是在常温下双手局部接触冷水，但是长时间接触温度较低的冷水也可引起全身的冷感觉。在阴冷潮湿的工作环中，人体各部位皮肤温度下降速度较快，易感受冷的部位依次为手、脚、腹部、腰、膝关节、肘关节和肩关节。所以，从事低温冷水作业，应重在加强身体易受冷部位的局部冷防护措施。（《女工冷水作业的职业危害与卫生防护措施》黄海潮、俞文兰、周安寿，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06年12月第24卷第12期）
我们已经工作快要满一周了，才发现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知道，但是入职以来根本没有人告诉我们。
首先是工资，管理员只告诉我们周五结算，直到周四开始统计工分，我们才被告知只计到周三为止，周四和周五的产量要计算到下一周。
这样算下来，我们这周两个人一共只赚了六十块钱，还赶不上同事一天的收入。
然后是工位的问题。刚开始我以为都是随便坐，结果后面两天，每当我们找到一个空位想坐下，周围的人就会告诉我们已经有人坐了。这天我们七点钟就赶到工厂，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却还是转悠了好久都找不到位置坐。
早晨七点，上班的女工。
住在附近的女工大多骑电动车上班。在湛江，连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出门都会骑电动车。
早晨七点的工作场景
最后我受不了了，心想她们大概是老乡之间帮忙占座，这人要是一天没来，我还得等上一天？我就和阿雯随便找了个位置，把虾子和工具摆在工作台上。
“这个位置有人了，你再去找找别的地方。”我刚一坐下，旁边的阿姨就开口了。
“等她来了再说吧，”我不大客气地说，“这样下去我们一天都找不到座位了。”
阿姨好像很不赞成，但是也没再说什么。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一位阿姨突然走到我们旁边，怒气冲冲地对着我们说了些什么。阿雯听懂了，赶紧告诉我：“这个座位是她的，我们得换位置了。”旁边的人也纷纷开始解释，说她们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座位有人了，但我们还是要坐下。
我抬起头，看见阿姨一只手指着我，大声地又说了一长串话，即使我听不懂，也知道是在骂我们。她说完后扭头就走，去排队领虾，刚刚那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警告我们，在她回来前离开她的位置。
我和阿雯灰溜溜地收拾东西，隔着两个工位的阿姨向我们招招手：“这里有位子。”
过了好一会我们才搞明白，原来厂里会给长期工分配工位，这部分座位是固定的，而像我们这样的临时工只能自己“抢”剩下的空位。我们坐在了分配给别人的位置上，确实是很理亏。但是管理员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这件事，也没有告诉我们哪些座位是可以坐的，分配后的位置上也没有任何标识，只是有的人会把自己的工具摆放在上面，算是“占座”。
我也看到有新来的阿姨在找空位，看见一个位置就挨个询问有没有人，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最后好像是实在找不到座位，就离开了。
管理员在一排排的剥虾工中间穿梭，给每个人确认工资数目。我听见有人在问全勤奖，就向旁边的阿姨打听：“这边全勤奖是怎么算的？”
阿姨做的比我久，但是她好像也没听说过。紧接着她就用方言和周围的阿姨们议论起来，我完全没法插上话了。
“全勤奖要做满一个月才有100块钱，中间不能请假。”阿雯翻译给我听。
后来我们发现招聘简章上写的是每个月请假不超过三天就能拿全勤奖，和管理员的说法又不一样。
管理混乱的地方还不止这些。这两天开始，新入职的人都被告知要先交20块钱给工厂，而我们入职的时候还完全没有这笔费用。一些人下班后去问管理处，她们给出的理由也很含糊其辞，据说是因为很多人报名后领了厂牌又不来上班，导致厂牌不够发，所以现在想做就要交钱。但是也没有说清上交的20块究竟是押金还是报名费，会不会归还。我们都怀疑厂里是在变相收费。
运送海鲜的货车停在厂门口。阿雯有两位叔叔在做海鲜运输，他们告诉阿雯，在这些工厂剥完的虾会被送去海鲜加工厂打包装，再出口到国外。阿雯的家人是雷州渔民，我们剥的虾当中也许有一些就是由他们捕捞的。
管理员正在从卡车上卸货。
没有合同，没有说明，甚至连工厂的名字也搞不清……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工厂工作。不过大家应该也不会在意这些，除了管理人员之外，我们这些剥虾工都不能算是工厂的员工，只是临时在这里干活挣钱而已。
环境如此，工人之间的联结也淡薄，更谈不上什么同事情谊。我们几次目睹有人为了抢虾和座位争吵起来，尤其是在五一节后，隔壁虾厂还没开工，不少女工就涌进我们在的工厂找活干，因为争抢工作也发生了一些纷争。
不过我们遇到的阿姨们虽然没兴趣聊天，态度看上去也很冷淡，但还是会对我们保持最低限度的关心，提醒我们及时吃饭，在虾快发完的时候让我们赶紧排队去领。
我们领了新的虾子回来，左边一直不怎么搭理我的阿姨突然开口问我：“第几筐了？”
我说第五筐。
“剥快点。”她语带鼓励地说。
我们想把一天之内剥虾换来的五张票都送给旁边的阿姨——反正我们周末就回去，不可能等到下周再领工资。但阿姨们只是拿了个空盒，帮我们把票都装起来。
“你们可以把票先给别人，再让她们给你们钱。”阿姨们向我们传授经验。
贴在墙上的工资记录表
和阿雯同村的一位阿姨主动跟她打招呼。我们正好想打听一些关于虾厂工作的具体信息，就问她愿不愿意出去聊一会。
我们把自己的票交给她，作为耽误她工作时间的补偿。不过阿姨也不想要我们的钱，她对阿雯说，会把钱交给阿雯的妈妈。
阿姨不会说普通话，全靠阿雯和她用雷州话交流。她说自己前两天刚来这个厂工作，之前在老家打理家庭。丈夫在外打工，家里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她以前也在湛江的一些虾厂工作过，有的是剥虾头，有的剥虾尾，工资也都差不多，都是计件制，单价在每斤十块左右。这次出来也不确定会待多久，过一段可能就回去做农活，给别人种植甘蔗。
阿姨告诉我们，在这种工厂工作容易得风湿，刚开始不适应，手指也会痛，现在做久了反而觉得还好。
“你会让你的女儿来虾厂工作吗？”
“不会。”阿姨回答得非常果断，又看着我说，“你要是还在读书，也不要再来这里，还是去别的地方打工吧，这种厂太辛苦了。”
我确实很不适应这里的工作，一整天都感到眩晕，不知道是因为劳累还是因为湿冷的环境。就像印证她的话一样，当晚我又开始发烧。
周五是领工资的日子。发工资的时间是下午两点，我们去得有点早，又不想干活，就在工厂楼里闲晃。
坐在宿舍门口休息区抽烟的男工。墙上贴着禁烟的标识，但一般都没人在意。
墙上张贴的宣传：2009年工作回顾和2010年的团队训练营。照片上出现的所有员工都是男性（只有一位女性，但没穿制服）。虽然出现在这家加工厂里，但上面的活动和这里的员工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集团高层的团队建设。
我们坐在休息区的长椅上，时不时有人路过，问一句：“在休息？”好像有人休息是很少见的事情。除了我们，大概也没有别的女工会在工作时间坐在这里，大家连上厕所都是急匆匆的。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一些同事，包括管理员在内，对我们的态度都比一开始亲切很多，可能是因为有点熟悉了。一位管理员路过的时候还和我多聊了两句。
排队领工资
左：出示厂牌，签名，领工资；右：女工一边排队一边看手机上的网络小说。
终于等到发工资，我们排着队，在工资表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和工号，签字，然后不知道是会计还是经理的人从写有名字的钱袋里抽出现金，递到我手中。
我们在虾厂的七天工作正式结束了。我俩加起来赚了六十块，又花了七十块买药。
我们买了一张卧铺票回深圳。前一天在虾厂干活时穿的衣服没时间洗，直接塞进包里，结果整个包都充满了腥味，没人愿意打开。我躺在上铺，隐约感觉左手食指在抽痛。
阿雯已经在电话里向妈妈坦白了自己在虾厂工作的事，果然，妈妈听了之后非常担心，让她一定快点回深圳（顺便也嘲笑了一番我们的工作速度）。
阿雯说她回去之后要写一篇文章，她有很多东西想要写出来：虾厂的工作环境、自己体验一周后的感受、对妈妈生活的理解，还有那些想说又没有对妈妈说出口的话。（阿雯写给妈妈的母亲节文章：母亲节的正确打开方式：她选择去体验了母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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